由民法典各分編草案與民法總則“合體”而成的完整版民法典草案，23日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。這標志著備受關注的中國民法典呼之欲出。其中，民法典草案合同編明確規定：禁止高利放貸，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。

一旦民法典明確禁止高利放貸，顯然是一大進步。根據最高法《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》，年利率超過36%為高利貸。過去超過這一法定標準的高利放貸在民間并不少見，還伴隨著暴力催收等問題，給借款人、金融秩序、社會穩定等方面帶來嚴重危害。

高利放貸主要是受暴利驅使，也與過去法律震懾力不足有關。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貸后，誠如有關專家所言，“代表著在國家層面對高利貸進行堅決禁止和嚴厲打擊的態度”。對治理部門來說，夯實了法律基礎，增加了治理底氣。對借款人是必要提醒，對放貸人則是有效震懾。

如此一來，就有望減少民間高利放貸亂象，進而言之，高利放貸導致的借款人自殺、企業破產等悲劇也會跟著減少。同時，有望降低中小微企業融資成本，并鼓勵人們將資金投向實體經濟。另外，還有利于維護包括機關單位在內的社會秩序，比如一些公職人員曾參與放高利貸。

實際上，歐美國家的法律也明確禁止高利放貸。比如大部分歐美國家對高利貸的界定都采取的是“上限法”，即超過上限即為高利貸，將會受到民法或刑法的處罰。所以，我國是時候在法律層面明確禁止高利放貸了。這不僅順應輿論呼吁，也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體現。

不過，法律在明確禁止高利放貸的同時，還要有防范“變相高利”的考慮。這是因為，近些年有關方面對高利貸采取綜合治理，司法解釋只保護合法放貸不支持非法放貸，從表面上看高利貸幾乎“消失”。但實際上，某些放貸機構采取了變相操作，利率雖然合規但亂收費不低。

比如說2017年，國家互聯網金融風險分析技術平臺在對2693家現金貸平臺監測后發現，現金貸利率折算為年化后大部分超過100%。但是部分平臺表面利率卻不高，原因是通過收取信息審查費、賬戶管理費、交易手續費、風險保證金等費用來獲利。若把收費折算，利率超標。

所以，法律禁止高利放貸之外，還應該對民間借款涉及的相關手續費進行規范，最好是取消所有手續費，因為放貸人已經通過利息獲利了。如果不取消手續費，則應該把手續費折算為利息，折算后一旦年利率超標也在法律上明確禁止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壓縮高利貸變相操作空間。

在法律上“堵”高利放貸的同時，我們還應該反思高利貸形成的深層次原因，并進行“對癥下藥”。比如說，部分中小微企業和個人的正常資金需求，得不到正常渠道的保障，不得不借高利貸度過危機。再比如，一些銀行隨意抽貸、斷貸，也把某些企業逼上高利借貸，都應治理。

今年10月，最高法、最高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聯合發布了《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》，其中明確規定，違法發放高利貸，將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——這有點像國外的“放高利貸罪”。當我國民法典與“高利貸入罪”等措施都發力，治理效果將更顯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