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和而不同】

對中國過分悲觀不可取。筆者相信，中國特有的稟賦讓自身富有韌性，這有助于中國渡過難關，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期。

韓和元

11月21日，新加坡衛生部長王乙康在北京出席某論壇時，對我國經濟前景作出樂觀展望，并表達新加坡民眾對中美關系友好的期望。

受內外復雜原因的影響，近年來，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、物價低迷，這加劇了世界對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陷入通貨緊縮的擔憂，有人甚而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提出“中國經濟崩潰論”。在本次論壇上致辭時，王乙康駁斥了對那些中國經濟前景過分悲觀的言論。他說:“有些經濟學者拿中國目前情況對比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，假定中國會像當年的日本那樣，在房地產泡沫化及人口老齡化沖擊下進入長期通縮與遲滯。”王乙康指出，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人均收入已經高于美國，而當前中國人均收入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，兩者情況截然不同。基于此，王乙康認為，“中國克服目前不景氣的情況之后，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繼續保持增長勢頭。”

對于王乙康部長的這一觀點，我是深表認同的。目前，國際輿論對中國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一種觀點認為，中國已然是發達國家，譬如來自美國阿拉斯加州的共和黨籍參議員沙利文，他就公開表示：“正如我所提到的，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，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是世界上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……世界銀行現在甚至將中國視為一個中高收入國家。”

另一些人，則從另一個側面，得出與“沙利文們”截然對立的結論。譬如美國經濟學家保羅·克魯格曼，他幾年前就從他眼中的“（中國房屋）價格飛漲，房地產投機熱風行”這一現象，得出“與我們幾年前的經歷如此相似（因房價上漲導致2008年次貸危機）”這一結論。而這正是王乙康部長在論壇致辭時所駁斥的。

那么，真實的中國到底是怎樣的呢？應該看到，中國是一個國情復雜的大國。中國有發達國家的一面，又有發展中國家的一面。受歷史、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影響，中國的地區發展確實存在失衡的問題。我們不能說沙利文、克魯格曼對中國的看法都是錯的，但必須指出他們的看法是很片面的、不準確的。他們觀察到的發達的日本甚至美國所具備的某些表征，確實在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存在。但也正如王乙康部長所指出的，經濟有待進一步發展，以及未來發展空間的巨大可能性，也確實是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。中國就是這樣一個發達與欠發達、繁榮與有待發展并存的復雜的二元體。

這種二元屬性決定了，在中國，既面臨著世界上最富有的經濟體所面對的問題，也面臨世界上發展中經濟體所面對的問題。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，而只是根據某個側面，就將現在的中國定義為發達國家，或將中國當下面臨的一些困難與經濟崩潰相提并論，不是無知，就是誤導。

也正是這種二元性決定了，中國在應對危機時，手中可動用的牌還很多。以王乙康部長提到的日本為例，在經濟層面，無論是國土面積、人口規模還是資源儲量，都很難與中國相比。其次，日本社保體系早已在上世紀60年代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逐步建立健全了。伴隨著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，原來困擾著日本經濟、社會發展的諸多問題，如城鄉、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二元差異，逐步縮小，包括投資和消費在內的國內市場，已是飽和到無可再投資、刺激了。這也就決定日本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很嚴重，經濟發展的外部性較脆弱。

與日本不同，中國有14億人口，而且國民收入還有很大的增長潛力，正如王乙康部長所指出的，當前中國人均收入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（實際上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，2022年中國人均GDP約為美國的六分之一）。此外，中國還存在大量可改革空間，城鄉差異大，東西部有待進一步均衡發展。正是基于中日兩國國情的差異，決定了彼此面對的問題的性質也會不同。這些問題固然是問題，但又何嘗不是機遇呢？

具體而言，發育完善的市場要素是經濟增長核心，人口要素是重點，技術要素是關鍵；而穩定與良好的制度結構，則是經濟增長的基礎。為此，我們可得G=I[MPT]這樣一個模型，在該模型中，G為經濟增長、I代表制度、M為市場、P為人口、T為技術。據該模型可知，可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有利要素還很多，譬如通過改革來提升制度I，即進一步實施經濟體制改革，以此來提升經濟增長中的制度因素。又譬如在技術進步T上著力……只要措施得力，任一因子的提升，都可以讓中國的經濟再次出現質的飛躍。因此，對中國過分悲觀不可取。筆者相信，中國特有的稟賦讓自身富有韌性，這有助于中國渡過難關，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期。

（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）

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。